胎儿

1982年,邵波在北京一个垃圾场外面遇到了北辰,当时他正在清理一把被扔掉的电吉他,样式仿造的是那把著名的 Gibson 355。

1984年,在酒精和毒品的双重作用下,the Pornografia 乐队的众人把刚刚即兴录完的一张样带扔进了垃圾箱。早上7:00,清洁工准时过来,收走了垃圾。那天没有云,太阳把所有光芒都倾泻到大地上,而乐队众人倒在屋里不省人事地睡了一整天,所以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。

1999年,我站在成都街头,一辆公交就在我面前开进了路旁的酒吧里。我在寻找那一年他们录下的样带。 这件事我是在1985年,听北辰说的。那时我们俩喝了点酒,他在恍恍惚惚之间给我提起了仅仅存在了八个月就夭折的 the Pornografia ,提到他们在某日曾一起在幻觉和梦境里录下了一首歌,之后貌似不小心被收垃圾的大妈收走了,汇进了不知多少人类产生的垃圾里,还提到了他们因此才华耗尽,于是匆匆解散。8x年我又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了他,那时他正拿着一把木吉他给学生们唱歌,歌声说不出的悲凉:“独裁者会死,民主也会死,文学会被遗忘,音乐也将消散,最后只剩下墓碑,最后只留着骨灰,最后,连死亡也将死去……”,学生们来来往往,少有驻足。我坐到他旁边,和他聊起往事,最后问起了那首歌,他说那只是一时的胡言乱语,到底有没有那首歌,没有人清楚。北辰在两年后与邵波复合,重新组了一个乐队。刚好赶上中国摇滚乐的高潮,他们在神州大地上小小的火了一把。95年时老谭告诉我出现了一首从未听说过的歌,棒极了,听声音似乎是邵波和北辰的。我立刻就想到了那张样带。于是立即开始寻找。99年,我走进满目疮痍的酒吧,老板还坐在旁边打麻将,丝毫不在乎一辆公交车开了进来,我看了一眼,他马上要胡一个极品了。

老板告诉我,他知道那首歌,是个在街头混的小伙子卖给他的,八块钱,他常常在酒吧里放。我问他,你怎么知道就是我说的那首。老板说,一首歌对他来说就像一个人,他能清楚得看到一首歌的五官,四肢,面部的表情,甚至呼吸间毛孔的舒张,瞳孔里流露的神情,他就像认人一样,一下子明白我要找的就是它。我转过头,又问了一句,“为什么?”

“它太特别了。”

随后我们在吧台的废墟里找到了那盘样带,外壳已经彻底损坏,但还是能依稀辨出上面写的“ the Pornografia”。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收好,放进包里。老板没有收我的钱。

1999年,我终于找到了那盘样带,但是它几乎彻底损坏了。放进机器里也只能断断续续听到鼓点的声音,还有些听不清楚的人声。后来我回到北京,拿给邵波和北辰听,那时他们的新乐队也解散了,“结束了”,北辰如此形容这一段旅程,我们仨坐在一个小屋子里,风扇呼呼地转着,在夏季的汗水和疲惫里听着那张样带,听着那些难以分辨的音符,北辰最后这样评价这首歌:“它像一个被流产的胎儿,还没来到这里,就死了,连名字和墓碑都没有。”

我的这段寻找的旅程也结束了,但是心中隐隐期待着还有几份拷贝留在这个世界上,悄悄长大。我试图勾勒出1984年那天的场景:the Pornografia 的所有人横七竖八地躺在一个小隔间里,他们的那盘凝聚着才华的样带和食物残渣,劣质的塑料袋,散发着臭味的动物尸体,废弃的家具,被遗弃的家庭照片,孩子们欢呼着扔掉的教科书一起,被倒进了垃圾场——这个世界终结之处,而他们仍呼呼大睡,但我知道,他们总会醒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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